中国共产党的优秀党员，忠诚的共产主义战士，杰出的科学家，我国核科学事业的主要开拓者之一，中国科学院、中国工程院资深院士，中国科学技术协会名誉主席、原主席，中国工程院原院长、党组书记，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第八届、九届全国委员会副主席朱光亚同志，因病于２０１１年２月２６日１０时３０分在北京逝世，享年８７岁。

朱光亚同志１９２４年１２月２５日出生于湖北宜昌，原籍湖北汉阳。１９４１年９月，考入重庆中央大学（今南京大学）物理系。１９４２年夏，转入昆明西南联合大学学习。在此期间，他接触中共地下党员，开始接受共产主义思想的影响和熏陶。１９４５年抗日战争胜利时，毕业留校任助教。１９４６年９月，进入美国密执安大学研究生院学习，并从事核物理实验研究工作，发表了《符合测量方法（Ｉ）β能谱》等多篇论文，１９４９年秋获物理学博士学位。留学期间，他积极参加留美学生进步团体，并担任中国留学生学生会主席，密切关注国内形势发展变化，经常组织爱国进步活动，决心早日学成报效祖国。

１９５０年春，朱光亚同志毅然放弃国外优厚的工作条件和生活待遇，义无反顾地回到祖国。归国前，他牵头与５１名留美同学联名撰写了《给留美同学的一封公开信》，呼吁海外中国留学生回国参加祖国建设。回国后，他立即投身到新中国的建设热潮中。１９５０年４月，朱光亚同志担任北京大学物理系副教授，开设普通物理、光学等课程，把知识毫无保留地传授给新中国物理学界的年轻一代。１９５１年５月，他撰写出版了新中国最早介绍核武器的科普读物《原子能和原子武器》。１９５２年４月，他担任朝鲜停战谈判中国人民志愿军代表团秘书处英文翻译，赴朝鲜战场参加艰苦激烈的板门店停战谈判，经历了战火的考验。

１９５３年１月，全国院校调整，刚从朝鲜归来的朱光亚同志被调往东北人民大学（今吉林大学），在新组建的物理系任教授，并先后担任普通物理教研室主任、系副主任、代理系主任，为该校物理学科建设和人才培养作出了开创性贡献。１９５５年初，新中国决定发展自己的原子能事业。同年５月，朱光亚同志调回北京大学参与组建原子能专业，筹建物理研究室（后改为技术物理系）并任副主任，担负起为新中国培养原子能专业人才的重任。这批毕业生在较短时间里大都成为我国核科学事业发展的骨干力量。

１９５６年４月，朱光亚同志加入中国共产党。１９５７年至１９５９年任第二机械工业部四〇一所（中国科学院原子能研究所）研究室副主任，参与研究性反应堆的建设工作，并从事中子物理和反应堆物理研究，发表了《研究性重水反应堆的物理参数的测定》等学术论文。随后，他领导自行设计、制造、安装国内第一座轻水零功率装置，并开展堆物理实验工作，为掌握研究性重水堆物理实验技术做了开创性工作，跨出了我国自行设计、建造核反应堆的第一步。

１９５９年７月起，朱光亚同志先后担任第二机械工业部第九研究所副所长、第九研究院副院长，主管科研工作，把全部精力和智慧投入到核武器研制的重要工程中。作为技术总负责人，他参与领导并指导了核武器研制任务的分解、确定研究的主要科学问题和关键技术、选择解决问题的技术途径、设立课题并制定重要攻关课题的实施方案等重要工作。在原子弹研制的关键时刻，他出任中子点火委员会副主任委员，参与指导了几种不同点火中子源的研制与选择，并指导冷试验委员会开展点火中子综合可靠性的检验方法等关键课题的攻关，取得了一系列重大突破。

１９６２年，朱光亚同志参与起草《关于自力更生建设原子能工业情况的报告》，报告提出在两年内进行第一颗原子弹装置正式试验的目标，得到毛泽东、周恩来等中央领导同志的充分肯定。同时，他主持起草了《原子弹装置科研、设计、制造与试验计划纲要及必须解决的关键问题》和《原子弹装置国家试验项目与准备工作的初步建议与原子弹装置塔上爆炸试验大纲》。这是我国原子弹研制科技工作的两份纲领性文件，对争取在两年内实现我国第一颗原子弹爆炸试验的目标起到了重要作用。为加快我国首次核试验的技术准备工作，他又起草了关于迅速成立核试验基地研究所并安排国家试验各项准备工作的建议，并做了大量艰苦细致的工作，逐步建立起核试验科技队伍和完整的核试验技术体系。１９６４年至１９６６年，他参与组织领导了我国第一颗原子弹、第一枚空投航弹、首次导弹与原子弹“两弹结合”试验任务。在短短两年时间内，实现了我国原子弹研制的飞跃发展，使我国成为世界上少数几个独立掌握核技术的国家之一。

在我国第一颗原子弹刚完成理论设计时，朱光亚和彭桓武同志一道，组织科技人员制定了突破氢弹原理的工作大纲。随后，又组织科技工作者艰苦攻关，逐步完善形成了切实可行的氢弹设计方案，圆满完成了氢弹原理试验。１９６７年６月，他参与组织领导的我国第一颗氢弹爆炸成功，在我国核武器发展史上竖起一座新的里程碑。

朱光亚同志较早提出要在抓紧进行原子弹核航弹试验准备工作的同时，开展地下核试验的技术研究和准备工作。１９６９年９月，他参与组织指挥我国首次地下核试验，取得了圆满成功。我国地下核试验技术取得重大突破，实现了核试验转入地下目标，为核武器技术快速持续发展提供了有力支持。

１９７０年６月至１９８２年７月，朱光亚同志担任国防科学技术委员会副主任，在继续负责组织核武器技术研究与发展工作的同时，参与组织领导国防科技领域的重要工作。其间，组织和指导中国第一座核电站——秦山３０万千瓦核电站的筹建、核燃料加工技术和核放射性同位素应用等项目的研究开发，为和平开发利用核能、推动我国经济社会发展作出了重要贡献。

１９８２年７月至２００５年１２月，朱光亚同志先后担任国防科工委科学技术委员会副主任、主任，总装备部科学技术委员会主任。他参加了改革开放以来历次国家科技中长期发展规划的研究制定工作，是《国家中长期科学和技术发展规划纲要（２００６—２０２０年）》总体战略专家顾问组召集人之一。他还担任国务院高技术协调领导小组成员，参与组织领导了国家“８６３计划”制定和实施，参与指导了载人航天工程的前期论证工作。他组织领导了新时期历次国防科学技术和武器装备发展战略研究，组织拟制了国防关键技术报告，并组织领导了核武器技术发展研究、军备控制研究，对我国国防尖端技术和武器装备建设事业的发展决策，发挥了重要作用。海湾战争爆发之初，朱光亚同志立即组织对战争情况进行跟踪分析，积极探索高技术条件下局部战争的特点、规律及发展趋势，取得了一系列重要研究成果，为我军武器装备建设发展提供了科学启示。他在武器装备预先研究、重大基础研究、信息化武器装备建设、创新人才培养等方面，提出了许多重要指导性意见，促进了我军武器装备建设事业的科学发展。

１９８６年６月至１９９６年５月，朱光亚同志先后担任中国科学技术协会副主席、主席，１９９６年５月担任中国科学技术协会名誉主席。他积极践行科学技术是第一生产力的战略思想，主持修改中国科协章程，倡导并推动科协成为国家发展科学技术事业的重要力量；注重发挥各级科协的桥梁和纽带作用，广泛团结、动员全国各民族科技工作者为党和国家的中心任务而奋斗；坚持科协为科技工作者服务，维护科技工作者合法权益，强调把科协建成科技工作者之家，为进一步确立科协在全党全国工作大局中的战略地位发挥了重要作用；积极推动恢复中国科协作为全国政协组成单位，并在全国政协大会发言中呼吁全社会尊重科学、维护科学尊严，在科学界和全社会产生强烈反响；坚持发展科学技术和普及科学知识“两手抓”，创办了青年学术年会和青年科学家论坛，使一批青年科学技术骨干得以施展才华、脱颖而出。他为中国科协的改革发展做了大量工作，作出了重要贡献。

朱光亚同志于１９８０年当选为中国科学院学部委员（院士），１９９４年被选聘为首批中国工程院院士。１９９４年至１９９８年，他担任中国工程院第一任院长、党组书记，领导建立了一整套行之有效的工作方法和程序，为中国工程院的初创和发展做了大量奠基性和开拓性的工作。他团结带领中国工程院全体院士，在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中发挥咨询、建议的职能，为我国工程科学技术事业的持续快速健康发展殚精竭虑，贡献了聪明才智。

１９９４年３月至２００３年３月，朱光亚同志担任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第八届、九届全国委员会副主席。他坚决贯彻中共中央关于统一战线和人民政协的方针政策，积极促进人民政协各党派团体和各族各界人士的团结合作。在团结广大科技工作者进行政治协商、民主监督和参政议政方面发挥了重要作用，为巩固和加强中国共产党领导的多党合作和政治协商制度作出了积极贡献。他大力呼吁社会主义法制建设要进一步尊重科学，为科技工作者宣传科学、普及科学知识提供法律保障，使尊重劳动、尊重知识、尊重人才、尊重创造的社会风气进一步得到弘扬。

朱光亚同志是中国共产党第九届、十届中央候补委员，第十一届、十二届、十三届、十四届中央委员，第三届、四届、五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代表。他是中国核学会第一届、二届理事会副理事长，第三届、四届名誉理事长。他还先后担任国务院学位委员会副主任，国家自然科学基金委员会委员、国家自然科学基金委员会杰出青年基金评选委员会主任。获１９８５年度国家科技进步奖特等奖。１９９９年９月被中共中央、国务院、中央军委授予“两弹一星功勋奖章”。

朱光亚同志具有坚定的共产主义信念和强烈的使命意识，对党、对祖国、对人民赤胆忠心。他视祖国和人民的需要为第一需要，把个人的理想与祖国的命运紧紧联系在一起，把个人的志向与民族的振兴紧紧联系在一起，忠诚使命，不懈奋斗。他坚决服从党的领导，刻苦学习马克思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邓小平理论和“三个代表”重要思想，认真贯彻落实科学发展观，在大是大非面前立场坚定、旗帜鲜明，始终同党中央保持高度一致，对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事业充满信心。他具有很高的政策理论水平，善于从政治上观察思考和处理问题，自觉把马克思主义世界观方法论运用到领导工作和科技工作中。他对国防科技和武器装备建设事业执着追求，艰苦奋斗，顽强拼搏，无私奉献，与广大科技工作者一道，培育和弘扬了伟大的“两弹一星”精神。

朱光亚同志具有深厚的理论学术造诣和卓越的组织领导才能。他学识渊博，思想深邃，富有远见卓识，勇于开拓创新，善于站在世界科技发展前沿，从全局上战略上思考我国国防科技发展和武器装备建设的重大问题，提出了许多真知灼见。他在６０多年科技工作实践中形成的一系列科技思想，是我国科技界的宝贵财富。他长期担任我国国防科技战线重要领导职务，善于集思广益、科学决策。作为技术总负责人，他参与组织领导了历次原子弹、氢弹研制和试验，为原子弹、氢弹技术突破及武器化、小型化作出了卓越贡献。他参与组织领导了国防科技领域的许多重要工作，为促进国防科技和武器装备建设持续快速发展发挥了重要作用。他十分重视我国科技人才队伍建设，言传身教，甘当人梯，为青年科技人才的成长倾注了大量心血。

朱光亚同志具有坚强的党性原则和高尚的道德情操，是老一辈科学家才识与品行双馨的杰出代表。他严格要求自己，坚持原则，维护大局，光明磊落，高风亮节。他谦虚谨慎，淡泊名利，生活俭朴，不计较个人得失，保持和发扬了我党我军艰苦奋斗的优良传统。１９９６年，他把获得的“何梁何利基金科学与技术成就奖”１００万港元奖金，全部捐给了中国工程科技奖励基金。他无论是在教学科研一线，还是在领导岗位上，始终不改学者本色，治学严谨，求真务实，精益求精。他学术作风民主，善于团结同志，尊重科技工作者的首创精神，有很强的感召力，在我国科技界享有崇高威望，深受广大科技工作者的尊敬和爱戴。朱光亚同志功勋卓著、德高望重，周恩来等中央领导同志称赞他有“立德立功”的优良品德。

朱光亚同志的一生，是革命的一生、战斗的一生，是追求真理、追求进步、追求科学的一生，是为国家富强、民族振兴不懈奋斗的一生。他的逝世，是我们党和国家的重大损失。他的英名和功绩，将永远与“两弹一星”事业的丰功伟绩融为一体，记载在中华民族的光辉史册上。他的优秀品质和崇高风范，将激励广大科技工作者牢记使命、奋发进取，为推动国防科技和武器装备建设事业发展、为建设创新型国家作出新的更大贡献。

朱光亚同志永垂不朽！

（文字来源《人民日报》2011年03月03日 ）